研究生毕业与否由老师决定？师权扩张应仔细斟酌
近日，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“改革我国对博士生、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，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、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，释放研发能量”的建议，教育部作出答复（《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》）。在答复中，教育部表示，该建议对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有很大启发，下一步将“充分采纳”，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台《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》，明确规定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职责。
来源 | 南方都市报、新京报评论、澎湃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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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答复》中，教育部还表示下一步将开展以下工作：
一是2020年下半年，以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名义印发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。明确提出，要健全内部质量管理体系，压实培养单位主体责任。培养单位要完善质量控制和保证制度，抓住课程学习、实习实践、学位论文开题、中期考核、论文评阅和答辩、学位评定等关键环节，落实全过程管理责任，细化强化导师、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权责。推动培养单位探索建立学位论文评阅意见公开等制度，合理制定与学位授予相关的科研成果要求，破除“唯论文”倾向。完善质量评价机制，破除“五唯”评价方式。聚焦人才培养成效、科研创新质量、社会服务贡献等核心要素，健全分类多维的质量评价体系，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。
二是2020年下半年，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名义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，进一步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，压实学位授予单位、学位评定委员会和研究生导师责任，指导学位授予单位实行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评价制度，分类制订不同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学位论文规范、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，真实体现研究生知识理论创新、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；切实发挥资格考试、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的考核筛查作用，完善考核组织流程，丰富考核方式，落实监督责任，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有效性。
三是教育部正在全面推进教育评价改革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遵循教育规律，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、不同类型教育特点，改进结果评价，强化过程评价，探索增值评价，健全综合评价，着力破除“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文凭、唯论文、唯帽子”的顽瘴痼疾，建立科学的、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。其中，学生评价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待总体方案出台后，还将配套出台相关文件，把“破五唯”的具体要求落地落实。
四是2020年下半年，以教育部名义印发《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》，明确规定研究生导师要正确履行指导职责，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，因材施教；合理指导研究生学习、科研与实习实践活动；综合开题、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考核情况，提出研究生分流退出建议。
给予导师在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上的自主权，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有点新鲜。毕竟目前的操作规范中，影响研究生能否毕业的导师权重相对没那么大，论文答辩过程中面对的是论文答辩委员会，最终能否毕业要参考其导师和所在学院等各方的意见。也就是说，从形式上看导师并没有这方面绝对的自主权，但这并不是说导师意见不重要，恰恰相反，不少大学和科研机构对“导师负责制”缺乏明确合理的权责界定，结果赋予了导师过大的权力，并由此导致不少问题。
过去讨论更多的是如何规范“导师负责制”，而不是赋予导师更大的自主权。之所以存在这种倾向，归根结底是出于对导师权力滥用的担忧。
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，一旦由导师在学生毕业中权重加强甚至起到决定作用，就意味着非常高的信用成本。这种制度假设导师能够公允行事，按照规范来开展日常教学活动，而不会利用手中权力“指挥”学生。但现实中反映更多的恰恰是各种“导学矛盾”，导师与学生关系不正，研究生们对导师的称呼常为“老板”，平时有的学生沦为导师的苦力，或做出额外的学术劳动，或帮忙处理私人事务，诸如此类，学生有苦难言。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，主要就因为导师权力过大，甚至可以说导师掌握了研究生的“生杀大权”，在这种权力笼罩之下，师生关系扭曲也就不是什么意外。
可以想象，如果导师自主权进一步提升，对学生能否毕业起到关键作用，在缺乏相应规范机制的情况下，上述“导学矛盾”只会被放大。
在高等教育领域，扩大个人或者机构的自主权，由此产生的争议难以避免。高校自主招生的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这种制度的初衷是帮助高校招收到一些符合学校需求的学生，同时也给那些“偏科”的学生进入理想院校的机会，从而避免人才流失。
2018年时，全国有超过90所高校进行自主招生，十几万学生通过了招生初审，最终有三万多学生得以不同程度的加分和优待。人们指责自主招生中存在着弊端和纰漏，甚至直指教育公平。这背后的原因在于，自主招生过程不透明，加上涉及的学生太多，含金量不高，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外界的预期。于是遭遇各方争议之后，教育部决定于2020年开始，取消高校自主招生。
给予导师自主权，无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这种改革方向存在问题，而只是说现情况或许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。针对“导学矛盾”问题，9月22日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教育部门将出台《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》，依法依规建立师德失范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。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，眼下除了期待类似的规范要求，接下来还要看具体的实际效果。导师最熟悉学生的水平，如果前者能摆正师生关系，制度机制能避免权力滥用，增加导师在研究生能否毕业的权重无疑是适宜的，何乐而不为？
除了规范导师行为，还有一个问题在于，给予导师自主权的同时，要有相应的配套制度。比如说，导师对学生做出能否毕业的意见后，还应该提供渠道接受同行的监督和评议，尤为重要的是，研究生如果认为遭遇了不公对待，要有相应的救济措施。这都要求在落实环节要足够公开透明，不是说给予导师的自主权，就是简单赋予更大的权力，相反这意味着导师的责任更重，师德失范风险更大。能够做到这些，给予导师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，才有落地的价值。
【研究生的“弱势地位”，导致人们对导师“扩权”心存担忧】
最近几年，高校研究生与导师关系颇受社会公众关注，这主要与部分高校发生的一些负面事件有关。例如，个别学生因为无法正常毕业，心情抑郁甚至做出轻生的举动；另外，还有研究生反映给导师免费打工，被压榨劳动力等等。这些事件的发生，虽各自有不同的原因，但不可否认，与一些导师的不当言行存在或多或少的关系。其中，个别导师比较恶劣的言行，也曾引起公愤。很多事件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，即高校研究生培养中导师的权责边界到底在哪？
【我们必须要看到，在大学里，研究生与导师之间，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等的关系，研究生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】
尤其在理工科专业，由于整个培养过程中对研究课题、研究经费等依赖性比较高，师生关系的不平等就显得更为突出。有研究生称呼导师为“老板”，许多时候已经不是戏谑而是实情。一些导师很享受做老板的感觉，把研究生视为自己可以随意役使的劳力，一些研究生为导师承担着报账、接送小孩、做义务家教、打扫卫生等与学业完全无关的事情。部分导师自己在校外办公司，还以“产学研”的名义，把研究生变成自己公司的廉价员工。
【学生往往慑于导师手中的权力，心中即使有再多的不满，往往也不敢公开表达】
这些现象，在当下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，极大损害了高校研究生培养的声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如果单方面强化导师“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”，就难免会出现个别导师为学生毕业额外设置障碍、导致学生毕业延期等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导师能否运用好这种“决定学生是否能毕业”的自主权，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自身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。这就不难理解，舆论为什么对导师的“扩权”心存担忧。寄希望于“铁打的导师”对每一位“流水的研究生”尽心尽责地培养，同时给予全面、客观的学业评价，有些太过理想化。
【给予导师“自主权”，前提是保障学生“申诉权”】
不过，还必须看到，我国的高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，既存在上述导师权力过大的问题；同时，在一些学校和学科，也存在着研究生培养中虚置导师权，导致导师自主发挥作用不足的问题。这一点，文科的研究生培养中更为突出。教学有统一的培养方案，学生日常忙于应付各类课程，很难按照导师的要求系统阅读基本文献；毕业环节，论文选题由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安排专家组负责审核，而一些专家对学生论文选题并不在行，但为了显示自己是专家，往往也要信口发表意见。最后是否通过，也是专家投票表决，导师的意见未必能得到尊重。毕业论文答辩前的审核，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审专家盲评，但论文送到哪位专家手里，都是研究生行政管理部门随机决定，未必能按照论文内容送到真正懂行的专家手中。凡些种种，最后都在所谓“严格统一管理”的名义下虚化了导师应有的权责。
【讨论高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权力过大还是过小，其实并不存在统一的答案，但总体来看，导师比学生还是要有更多的主动权】
要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、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，首先就需要明确导师的“自主权”该如何发挥，并建立相关配套机制以防止权力的任性。尤其需要强调的是，导师的自主权，绝对不能简单地变成导师的“决定权”甚至“独裁权”。在现代社会，导师和学生原本是两个平等的权利主体，考虑到在现实层面两者的不对等，教育管理部门在落实导师自主权的同时，也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申诉和救济机制，切实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。研究生培养不同于本科生，必须给导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，这样才有利于导师因材施教，针对每一个研究生不同特点进行个性化培养，让每个研究生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。但这一过程中，也必须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保持高度警惕。在培养机制中，要在导师的自主权与学生合理诉求表达权方面建立充分平衡。当导师对研究生论文是否通过等事项做出否决时，要在制度上保障学生有申诉的权利，申诉有得到公平仲裁的权利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从根本上为落实导师自主权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。
【从数年前开始推行所谓“导师负责制”，到如今放出信号“要让导师自主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”，一套越发完善的权责体系，渐露雏形】
当然了，硬币的另一面是，借着此轮研究生教育方式的重构，导师们得以极大“扩权”。而这，已经引发了公众尤其是学生群体下意识的警惕与反弹。应该承认，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导师的个人品行、职业素养，都是过硬的、可靠的。但问题在于，由于近些年来极端案例和丑闻频频曝出，少数道德沦丧、风气不正的“导师”，给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印象，这甚至严重影响了“导师”这一群体的整体形象，让大众对“导师”的敬意与信任感大打折扣。在此大背景下，给导师扩权，赋予其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，难免会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。
【事实上，从研究生的立场看，导师们原本的权力已经很大了，甚至大到几乎足以“生杀予夺”的地步】
为了“不得罪导师”，现实中不少研究生不得不给导师跑腿办私事，乃至是搞科研、做课题当“免费劳动力”。更有甚者，把导师奉为“老板”，单纯的师生关系，变成了庸俗的隶属关系、依附关系，“师门”俨然成为了内卷的小圈子、小团伙，而导师则扮演着“大掌门”“大家长”呼风唤雨——当导师拥有了卡“弟子”毕业的大权，此类乱象会否愈演愈烈呢？
【随着相应新规落地，导师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】
但常识是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才能使之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。导师扩权的同时，如何强化师德师风监管，如何拓展学生维权的路径，如何建立独立公正的“导学矛盾”裁决机制，都必须一并考量才是！任何时候，保护好学生切身利益，都是先决性的。导师的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，与此同时，师德与师权也必须对等。若是只顾效率不讲公平，只顾扩权而不加制衡，导学关系只会进一步失衡，长远来看，这势必会给研究生教育构成根本性伤害。针对有人大代表“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、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”建议，教育部近日表示，建议对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有很大启发，教育部将充分采纳。这一消息引发广泛关注。
【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，研究生的学术科研能力如何，导师最有发言权】
在高校破除“四唯”改革的当下，导师自主决定硕博士也有助于引导研究生专精一个领域深度挖掘，而不被论文所桎梏。从世界范围看，赋予导师更多的自主权是一种通行做法，也正在成为我国高校改革的方向之一。但从网友反馈来看，质疑者众多，他们纷纷表示，让导师决定硕博士能否毕业，可能进一步强化导师权力、扭曲师生关系。这种担忧有其现实背景。近年来，一些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，多数都源于导师让学生过度参与与学业无关的私事、杂事，影响其学习效果和毕业进度，有的甚至酿成悲剧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导师权力不是太小了，而是太大了。诚然，即便现在导师未被完全赋权决定学生能否毕业，但研究生能否毕业，导师有很大话语权是客观事实。且不说完成发表规定数量和规定级别的学术论文，首先必须经过导师这一关，单就毕业论文而言，从选题、写作、审查、答辩等诸多环节，都离不开导师的直接参与。导师拥有绝对的优势，导致师生之间容易形成依附关系，甚至出现导师把研究生当免费劳动力、研究生称呼导师为“老板”等现象。在此背景下，赋予导师决定学生能否毕业这种“生死大权”，难免遭受舆论的反弹，这说到底是对导师的不信任，是对导师权利缺乏制衡的警惕。
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推行导师自主决定硕博士毕业，还有太多疑虑需要打消，还有太多问题需要厘清】
一方面，自主权不同于自由权。对于研究生能否毕业仍应该有清晰的客观评价标准，导师可依据行使自主权，研究生可据此提请申诉，第三方机构可据此加以仲裁，从而避免导师自主权异化成“一言堂”。另一方面，自主权并不是没有约束。制度设计上，既要明确“导师能干什么”，又要划定“导师不能干什么”，一旦导师踩过红线，当有相应的惩罚机制、退出机制，以此倒逼导师提升自身道德素质和科研能力。此外，在导师“权力扩容”的同时，也要尽力保障研究生能够“用脚投票”，如允许硕博士研究生以非专业理由重选导师，从而免去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后顾之忧。该建议是全国人大代表张永明提出的诸多建议之一。张永明认为目前“发表论文几乎成了博士生能否毕业的唯一判断标准”，研究成果绝大部分以发表的论文体现，成果也止于写在纸上的论文，这是研究资源的很大浪费。确实，由于评价机制的单一和僵化，“唯论文论”甚至“唯核心期刊论”成了很多学校人才评价的硬杠杠，多少研究生为了一篇核心期刊，熬秃了头。为此张永明提出“博士生能否毕业，导师要有决定权。”即使一篇论文没发，只要科研水平达到就可毕业。
【从评价机制改革的角度而言，这份建议确实有不少可取之处，但改变原先的评价机制是否可以从原来的“唯论文论”大跨度地过渡到“唯导师论”，这改革的步子或许迈得过大】
但从教育部的表态看，似乎是全盘吸收了这一导师扩权建议，有一拍即合之感。同时，教育部还趁机宣布了更多顶层设计，希望调整研究生导师职责，压实导师第一责任人的承担，提高导师对学生的决定权是大方向。教育部在原有制度上继续为导师建章立制，舆论将这些变动概括为“学生能否毕业导师说了算”，并表达了强烈的担忧。不同的意见认为，研究生合不合格、能不能毕业，的确是大事，但将如此重大、严肃的学位问题系于导师个人而不是制度，似乎矫枉过正，可能会进一步扭曲导师与学生的关系。对导师扩权的担忧，不止来自于理论上的推演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，还来自于那么多现实案例。比如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自杀事件，起因就是导师王攀对学生精神的控制、对学生前途有着实质性的影响，以致于陶崇园明明苦不堪言，却不得不委曲求全，最终在精神上崩溃，成为导师一言堂制度的牺牲品。从另外揭发的一些案例看，还有一些导师利用权力剥削女学生，不仅攫取学生的作品用来谋利，甚至性侵女学生。这些也许不是导师队伍的主流，但只要出现一起，就说明隐藏着的恶性案例可能会更多。毕竟，导师之所以能对学生予取予夺，靠的就是权力失衡的导师制度。
【教育部正在重整导师制度，但从现有的迹象看，似乎依旧是在单方面强化导师的权力，而不是促成学生、导师、学校三方责权利的动态平衡】
尤其是在为学生与导师设计权利与权力的平等互动上，立意不高，举措裹足不前。要真正地制约导师，仅仅“压实导师责任”是不够的，还必须为学生赋权。学生不可能赤手空拳对抗个别导师的恶劣做派，教育部在这方面应该多有考虑，合理地审视学生、学校和导师这三个主体，给予恰当的制度安排，让学生也有权与导师博弈，比如求助于公平有效的申诉机制，或者提供规避不良导师的学术救济安排等，主要是扶助学生的独立人格，避免成为导师的附属品。现有制度下，导师的权力已经相当大了，否则，以那些学生应有的智力水平，根本不可能轻易落入导师的陷阱中，成为悲剧的化身。假如再来调校导师制度，立足点不是导师有权做什么，而是学生有权做什么，在权力的配置上要查漏补缺，让强者有忌惮，让弱者有依靠，权力有加有减，而不是忽略学生的现实处境。换句话说，那么多导师专权跋扈的悲惨故事，以血与泪的教训展现了导师制度不合理、不合法的地方，这些用学生性命换取的启发，应该反映在导师制度的改良设计中，落实为学生可以依赖的制度版本。导师制度改革最该从问题意识出发，而不是以导师扩权为起点，不能让男学生、女学生的血泪都白费。
【学生不是天然正确的一方，导师也绝非带着原罪。研究生培养要强化素质，即教育部所说的“提高品控”，但真问题是什么呢？】
学生再怎么顽劣，有现成的学分机制勒令退出，学生不上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根本无法比肩一个品行卑劣的导师，因为他们有全套机制保护，而且是过度保护。在看待研究生导师制度的问题时，只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明白了：到底是开除一个学生难，还是开除一个导师难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，回答这样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，只要抬望眼看看那些敢怒不敢言的学生就可以了，稍微了解一下不幸学生的遭遇就知晓，要不要继续导师扩权，起码得有这份悲悯。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，应有高要求和科学的评价标准。这种说法没错，然而要实现顶端的国民教育，也得有与之相称的权力设计，在制度设计上还要有先进的考虑。无论是对导师的高要求，还是对学生的严标准，都要立足而不是继续漠视两者关系的现实。让学生有力导师才不会无法无天，顶端教育才有根基。
责任编辑 | 李泽鹏
审核人员 | 张文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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